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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说：“其实我还有一些看法。”

这句话说出口之后，心中的犹疑便随之消散，驱使她说出更多的推测。

“连环杀人案的谋杀动机通常是为了满足某种心理，可能是性、金钱、关注度……”柳原月以陈述的语调介绍道，随后问他，“将这三起案件汇总，给旁观者所留下的最明显标记是什么？”

工藤新一的领悟力与敏锐度惊人，一阵见血地指出关键之处：“是签名。”

柳原月抽出那三张拍摄下尸身上签名刻痕的特写照片，展示在他眼前。

“没错。事实上，凶手的这项行为有两点需要注意。第一，凶手将签名留在死者的尸体之上，是炫耀的举措，可以看出凶手是一个张扬的人。但另一方面，他选择的并不是属于自己的落款，我是说，他没有选择更有代表性的、固定的图案或是字母，而是选择了死者的名字。

“比起前者，显然现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方式更加隐晦，说明凶手的内心深处仍然有少许难以察觉的不自信——他既渴望告诉所有人这是同一个人犯下的案件，可潜意识又害怕被人发现这是连环作案，显得十分矛盾。”

“当然，凶手选择在死者身体上刻下签名，未尝没有‘就连死者的签名都要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’的想法。一般来说，这是在受过极度压迫后渴望展露自己能力的一种体现。”

将照片合拢，她没有留出给对方思考的时间，又将尸检报告摆出来：“你还能从尸体上发现什么痕迹吗？除了致死伤和签名刻痕。”

报告上的字早已印在他脑中，工藤新一却仍然仔细看了一遍，抬头问她：“没有其他痕迹，但这就是最大的痕迹，对吗？”

柳原月点头：“是的，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。

“从这三起案件来看，凶手的手法分别是让死者口服毒药，让死者外用毒药，向死者注射毒药。与氰化物不同，蒎烯类药物的致死过程缓慢，会给死者带来一定的痛苦，说明凶手心中是有不满与愤恨的。

“但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，他选择的手法出血量少，并没有破坏死者遗容，没有任何诸如毁容或肢解的泄愤之举，侮辱意味不大。”

“这很矛盾。”工藤新一问道，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”

柳原月解释道：“我不能完全确定。但我认为，应该是有两名女性对凶手产生了影响。凶手仇恨第一名女性，以至于仇恨一类女性。可又有另一位女性在凶手的生命中十分重要，这使得他不忍心做出过分的举动，或者，是他不敢做。”

工藤新一：“不敢？”

“举个例子，比如凶手幼时一直被耳提面命要尊重女性，每当他违背的时候就会受到惩罚。等到凶手长大了，有自主能力之后，他的内心可能仍然充斥着童年时期的教诲，即便再愤怒失控，也会被刻在骨子里的恐惧唤醒，无法做出‘出格’的行为。”

见到他露出了然的表情，柳原月继续说道：“这三名死者可以看做是某一种象征，年龄从十九到二十七岁，都是适龄女性。职业虽然各有千秋，但从事的都是创造性的工作，哪怕是仍是学生的死者b，也是在艺术系就读。她们与凶手私交甚密，还愿意为之隐瞒关系，说明她们在这方面的观念相对一致，至少在凶手看来她们是一类人。”

她抽出一张白纸，边写边说道：“基于以上几点，即便暂时不能找到最初的死者，但我们已经可以得到凶手的部分画像。

“凶手是男性。死者被害时并非立刻死亡，因此凶手需要有一定的体能制服死者。另外，死者均与凶手有亲密关系，在无资料显示死者的同性取向之前，凶手是男性的可能性极大。

“从作案计划的完整性与严谨性来看，凶手属于‘有组织力杀人犯’，社会地位不低，至少属于中层人士，可以获取年轻女性的信任，职业也应该和死者们从事的创造性工作有所相关。”

记录下这几点，她接着道：“凶手的童年不幸，大概率是单亲家庭长大。鉴于他对女性有尊重的心理，没有做出诸如强奸之类的举动，可以推断抚养他长大的应该是他的母亲，或者某位女性长辈。而父亲的角色应该是缺席的，不会是死亡离世，更大可能是主观离开了母子二人，这才导致了他童年的过大压力。

“父亲是抛弃者的可能性很大，这样他的母亲会在抚养他的时候经常提起‘不要变成你父亲那样的人’‘长大后要孝敬我’之类的话，不断向他施压。而如果父亲是正常死亡，有生死作为依托，母子相依为命，凶手对母亲的爱会更加畸形一些，映射在死者身上也会更加变态。”

这些理论放在这个世界是完全崭新且陌生的，但工藤新一完全跟上了她的节奏，甚至在她说完之后立刻问道：“凶手对养育自己成人的母亲抱有又敬又恨的感情，他的母亲时刻约束着他，但这并不足以导致他在尸体上刻下签名。还有更重要的角色，对吗？”

柳原月简直被他的理解能力与思维能力震惊了：“对，接下来需要分析的是凶手第一次杀害的对象。”

她维持住脸上的平静，分析道：“我们需要明确的是，凶手并非出于‘黑发’‘薄荷’‘创造性工作’‘亲密关系’这几点原因杀害第一位死者。而是因为第一位死者，才有了这几点受害人特征。